超越“街角发言者”:表达权的边缘与中心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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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边缘与中心第一章 内与外:公共对话外的言论与表达1.1 引言1.2 新《广告法》与保护消费者1.3 公共对话之外的言论与表达:广告、学术言论和专业言论1.4 结语第二章 政与文:宪法第47条与『二元』表达权保护2.1 引言2.2 横向解读:现行宪法对表达权的保护2.3 纵向解读:表达权宪法保护的历史演变2.4 结语第三章 质与器:『基于媒介』模式与大众传播时代的表达权3.1 引言3.2 两种模式之争:“街角发言者”vs.“基于媒介”3.3 “基于媒介”模式的确立:从广播到有线电视3.4 再次面临选择:网络时代的到来第四章 旧与新:告别『街角发言者』——网络时代的表达权4.1 引言4.2 前网络时代的表达权:“街角发言者”范式4.3 网络时代的表达权:告别“街角发言者”4.4 结语:表达自由的“想象力”第五章 本与变:算法、人工智能与言论5.1 引言5.2 问题的提出:搜索王案、兰登案和百度案5.3 问题的展开:算法受表达自由保护吗?5.4 问题的延伸:发言者本位、听众本位与强人工智能的言论5.5 结语后记
导论 边缘与中心本书研究表达权的一些“边缘”或“边疆”问题。有边缘就有中心。那么,何为表达权的“中心”?宪法学者欧文·费斯(Owen Fiss)曾将之形象地概括为“街角发言者”(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范式:在都市热闹的街角,一个人站在肥皂箱上向听众发表他的政治观点。[1]在费斯看来,绝大多数对表达自由的思考和想象都可被化约成上述模型。有学者曾借助基督教“正典”(canon)的概念,总结法学中那些“被其成员反复运用或提起的、定义了整个学科的一系列标准、文本、进路、问题、范例或故事”。[2]“街角发言者”范式就被认为是表达自由领域的“正典”。[3]儒家传统中也有一个与“canon”相近的概念——“经”。“经者,道之常;权者,道之变。”[4]作为表达自由的“经”,“街角发言者”自然常居表达自由的“中心”。“街角发言者”虽然只是一种极简的抽象甚至修辞,但却包含着许多构成表达自由“中心”的概念或元素,大致有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公共对话(public discourse)。发言者为什么一定要站在闹市街头而不是其他地点?——因为闹市街头是一个低配版的“公共对话”,它满足了对言论“公共性”最起码的要求。在不少人看来,保护表达自由就是保护公共对话。第二,政治言论的优先性。在“街角发言者”的设定中,发言者在肥皂箱上发表的一定得是政治言论,而不能是他新写的诗或对某部文艺作品的评论。因为表达自由通常被视为一项政治权利,其首要关切也是保护政治言论。当提到表达自由时,相信绝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也多是对不受欢迎政治观点的保护等高度“政治化”的场景。第三,重视言论内容(content),并进行“无媒介化”思考。“内容”是表达自由保护的关键词。一方面,表达自由对某类内容——比如政治言论——格外偏爱;另一方面,针对特定内容的审查或限制被视为对表达自由的最大侵犯,对“基于内容”(content-based)规制的禁止被视作表达自由保护的基石。与之相对的是,“媒介”这一因素并不进入表达自由的考察范围:言论出现在什么媒介或平台上?不同媒介是否会对言论产生不同影响?这些问题通常并不占据表达自由思考的“中心”。第四,对表达自由的经典想象基于印刷时代。站在街角发表演说或散发传单的设定显然源自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它代表了对表达自由和公共演说最“古老”和浪漫的想象。但这也导致表达自由思考有“厚古薄今”的倾向。虽然年轻一代已在使用谷歌、脸书、iPhone和微信交流和表达,但经典理论仍是基于前互联网时代的传单和肥皂箱。第五,与典型、传统的“言论”(speech)最兼容。顾名思义,表达或言论自由保护的是“言论”的自由。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典型和传统的“言论”——“说话”及其最基本的变形和延伸(如写作、出版等)——都成为对表达自由的思考中最舒适和兼容的区域。与之相对,那些处于灰色地带、非典型的“准言论”和新型“言论”则最令人“难受”和不兼容。上述五个基本概念和元素可用“内”(公共对话内)、“政”(政治言论)、“质”(言论内容)、“旧”(经典模式)和“本”(典型言论)来总结。它们代表着表达自由的“中心”,但它们并非本书的关注所在。恰恰相反,本书关心的是“外”(公共对话外)、“文”(文化言论)、“器”(言论的媒介)、“新”(互联网时代对经典模式的挑战)和“变”(言论定义的扩展和革命)。具体而言,本书对表达自由“边缘”和“边疆”的探索以“内与外”、“政与文”、“质与器”、“旧与新”和“本与变”为题分五章展开。这种探索又分三个维度:水平、纵向和时间。前两章“内与外”和“政与文”是水平层面的拓展,是从公共对话之内拓展到公共对话之外,从政治言论拓展到文化言论;第三章“质与器”是在纵向层面“由表及里”,从言论的内容层进入到深层的“基础设施”——言论的媒介;第四、第五章则加入了时间维度,“旧与新”和“本与变”探讨的是时间推移和技术发展对表达自由“中心”的挑战甚至颠覆。为什么要研究“边缘”和“边疆”?历史地理学者会强调“‘边缘’的价值”和“‘边地’的主体性”[5]。本书选择表达自由的“边缘”和“边疆”,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边缘问题更缺少关注和研究。相较于长期被聚光灯照射的“中心”,“边缘”地带往往灯火阑珊甚至一片黑暗。如果把整个表达自由领域想象成一张地图,“中心”就是已勘明区域,它四周的“边缘”则是大片的未勘明地带。这片未勘明区域是什么样的?那里有着怎样的规则和逻辑?它们与“中心”的关系是什么,不同又何在?探索这片“化外之地”有助于我们构建一幅更加完整的表达自由图景。其次,认识“边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心”。“边缘”很多时候是作为相对于“中心”的“他者”被建构出来的。当人们说“边缘”是这样时,往往隐含着“中心”应是那样(或至少不是这样)。元史和新清史研究都是通过边疆视角展开,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人们对“中心”的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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