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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作者:[美]戈登·S.伍德
译者:胡萌琦 [美]帕特里克·斯普纳
ISBN:9787508699653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
献给路易丝
前言
本书是我过去几十年对美国早期民主化进程研究的后续成果。对于美国人，甚至对全世界而言，很少再有比这更重要的论题了。美国人并非生而享有现代语境下的自由和民主，美国人之所以成为今日之美国人，很大程度上乃是美国革命的结果。18世纪以降，于1776年摆脱了君主制的美国人开始苦苦寻找适合共和制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身处一个已然纷繁多样的社会中，美国人意识到，旧世界的传统的种族、宗教和忠君情怀不可能成为这种纽带。于是，他们转而寻求某种新的开明关系，以期维系这个新生的大众社会。当种种尝试皆成泡影之后，他们终于发现，新的民主纽带其实就在普通民众的实践之中，就在他们期盼能自由地赚钱、追求幸福的日常愿景之中。基于芸芸众生的寻常生活来构建社会，这在今日看来或许顺理成章，但在彼时的历史长河中却显得异常激进。本书正是旨在阐述美国革命中的这一重要的激进主义。
本书的初稿曾作为纽约大学安森·G.费尔普斯讲座（Anson G.Phelps Lectures）的讲义于1986年2月发表。对于纽约大学及其历史系邀请我执讲在美国早期历史研究领域中最负盛名的费尔普斯讲座，我深表感激。我尤其要感谢卡尔·普林斯（Carl Prince）和帕特里夏·U.博诺米（Patricia U.Bonomi）在我访问纽约大学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提供的职位令我有机会进一步补充这份讲义，使之充实为本书的主体部分。感谢中心及其工作人员的帮助，特别是玛格丽特·阿马拉（Margaret Amara）、莱斯利·林赛（Leslie Lindzey）、凯瑟琳·马奇（Kathleen Much）和罗莎娜·托尔（Rosanne Torre），他们无微不至地满足了我的种种需求，在此我要表示特别的谢意。我也要感谢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乔纳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他以自己的学识审阅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和在美国早期历史研究领域的同行帕特里夏·U.博诺米、小理查德·比尔（Richard Buel，Jr.）和杰克·拉科夫（Jack Rakove），他们不仅通读了全书，而且提供了真诚的帮助与指正。
一如往常，最该感谢的是我的夫人路易丝（Louise），感谢她的编辑工作和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谨怀爱意，将本书献给她。
戈登·S.伍德
导论
我们美国人往往认为我们的革命并不激进，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它相当保守。它显然不像其他国家的那些革命，生灵涂炭，财物损毁，天翻地覆。美国的革命领袖也不符合我们通常对革命者的印象——怒发冲冠、热情澎湃、无所顾忌，甚至为了某项事业大开杀戒。我们可以把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列宁和毛泽东视作革命者，却无法将这个称呼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画上等号。他们似乎太过沉闷、太庄重、太谨慎、太温文尔雅。我们很难想象出头发上扑着香粉、穿着马裤的革命者。美国的革命者似乎只出入于厅堂或立法院，而非活跃在地下室或街头巷尾。他们发表演说，而不造黑火炸弹；他们写的是洋洋洒洒的小册子，而不是政党宣言。他们不是抽象的理论家，不是社会平等论者。他们不相互厮杀，也不自我毁灭。美国革命中既没有恐怖政权也没有应运而生的独裁者，没有出现克伦威尔（Cromwell），也没有波拿巴（Bonaparte）。美国革命似乎也缺乏诸如社会动荡、阶级矛盾、贫穷、财富极度不均之类的隐藏在其他革命背后的动因。这里见不到农民起义、暴动，见不到焚烧别墅，见不到监狱风云。
诚然，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有很多所谓进步主义或新进步主义历史学家“试图用法国大革命之光去诠释美国革命”，希望从中找到与法国大革命以及其他现代革命背后相同的国内暴力、阶级矛盾和社会贫困因素。自20世纪初以来，这些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对美国革命做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旨在说明革命——借用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的名言——不仅关乎“家规为何”，更关乎“何人治家”。他们力图把革命描述成贫苦群众反抗上层精英的社会斗争。然而事实上，尽管20世纪涌现了大量研究和论述，这些进步主义和新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仍未能成功地“将革命的起因和目的堂而皇之地归于经济严重失调或社会反抗，以及贫穷、受压迫的大众的呼声”。因为人们认为本该存在于所有革命背后的社会条件——贫困与经济剥削——并不存在于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毫无疑问，美洲的白人殖民者不是受压迫的民众，他们没有需要打破的枷锁。事实上，殖民者知道，相比于18世纪其他国家的人，自己更自由、更平等、更富裕，更少背负沉重的封建包袱和君主束缚。不过，这种境况并不意味着殖民地社会不易爆发革命。
正是由于18世纪的美国革命几乎不具备通常认知上的现代社会对抗和革命应有的推动力，我们便倾向于认为美国革命没有社会特征，几乎与社会绝缘，既没有社会动因也没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于是，它往往被视作一个坐而论道的事件，一次在宪法层面上保护美洲利益、对抗不列颠王国侵害的行动（“无代表，不纳税”），认为其目的不是为了改变而是为了维护现有的社会结构。在某些历史学家眼里，革命似乎只不过是一场殖民地反抗运动或一场独立战争。甚至即便我们已经意识到革命中存在激进主义的成分，却仍然认为这种激进仅仅局限于政治范畴，而无关社会层面。人们说，我们的革命领袖有着独特的“18世纪激进主义思想，就像18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者一样，他们既无须改变社会秩序，也不必面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不公的问题，只要净化腐朽的宪政、抑制明显膨胀的特权势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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