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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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序
蒂莫西·斯奈德
这是一本历史、传记和道德论著。
这是一部有关欧美现代政治理念的历史。其主题是权力和正义，一如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那样。它也是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托尼·朱特的精神传记，他20世纪中期出生于伦敦，彼时“二战”和大屠杀的动荡刚刚过去，而共产党则正在东欧夺取权力。最后，这是一份关于政治理念之局限（和更新能力）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之道德失败（和道德义务）的沉思。
在我心目中，托尼·朱特是有能力对观念的政治进行如此广泛探讨的不二人选。截至2008年，托尼著有多部热烈而富有论争性的法国史研究著作，并发表了多篇论述知识分子及其介入的评论文章，他还是一部取名为“战后欧洲史”（Postwar）的宏伟的1945年后欧洲史的作者。他运用其教化和史学的天分，来探索介于简短评论与长篇学术研究之间的独特表达方式，并使这两种形式都完美至臻。不过本书的产生，某种程度上缘于那年11月我明白托尼将再也无法写作了——至少在传统意义上如此。在我意识到他再也无法运用双手之后，我提议我们共同来写一本书。托尼患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这是一种退化性神经疾病，它一步步让人瘫痪，并终将（且通常迅速地）致人死亡。
本书采用的是我与托尼之间长时对话的形式。2009年的冬、春和夏三季，每个周四，我都搭乘8点50分从纽黑文到纽约中央车站的那班火车，然后换乘地铁到托尼所在的街区。他和妻子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及两个儿子丹尼尔（Daniel）、尼克（Nick）一起住在那里。我们的会面安排在上午11点，通常我会在咖啡馆里花个10分钟左右来整理有关当天话题的思路，并做一些笔记。我在咖啡馆里用热水洗一遍手，然后到托尼的公寓里再洗一遍：托尼的病况使他饱受冰冷之苦，我希望能握一握他的手。
我们的对话始于2009年1月，当时托尼还能行走。他虽然无法转开公寓门上的把手，但还能站在门内欢迎我。很快，他便在客厅的一把扶手椅上欢迎我了。到了春天，他的鼻子和大部分头部都被呼吸设备罩住了，他的肺已经不能工作了。夏天我们在他书房里碰面，被群书包围，托尼在一架高大的电动轮椅上俯视着我。我有时会操控它，这当然是因为托尼无法办到。托尼此时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几乎完全动不了了。但对本书的目的来说，这已足够。
亲眼目睹这一毁灭性疾病的进程，着实让人难过，尤其在病情急转直下的时候。2009年4月，看到托尼的腿和肺短短几个星期内就相继失去功能之后，我确信（据我的印象，他的医生亦如此认为）他已活不过几个星期了。我始终很感激珍妮（詹妮弗的昵称）和两个孩子在那样的时候还能将托尼分给我。不过对话也是精神支撑的重要来源，它带给我们专注的愉悦、交流的和谐及工作顺利进展的满足感。致力于手头的话题，跟上托尼的想法，是一项很有趣也很快乐的工作。
我是一名东欧史学家，在东欧，口述作品有其深厚的传统。这一类型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与托马什·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的系列访谈，后者是两次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的哲人总统（philosopher-president）。该书恰好也是托尼从头到尾读过的第一本捷克语作品。也许最好的口述作品是《我的世纪》（My Century），一部关于波兰犹太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的宏伟传记，由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加州根据录音记录整理而成。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一趟从华沙到布拉格的火车上，当时我刚开始历史学的博士研究。当我向托尼提议写出一本口述作品时，并未想到这几个实例，我也不自视为恰佩克或米沃什。作为一名读过众多此类作品的东欧研究者，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一些经久不衰的东西出自对话。
我向托尼所提的问题有三个来源。我最初或者说大体的计划是从头至尾讨论托尼的作品，从其关于法国左派的历史著作再到《战后欧洲史》，探寻有关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历史学家的职业技艺的一般性论争。我感兴趣的是诸如托尼作品中对犹太问题的回避、法国历史的普遍特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局限性这样的话题，它们事实上在本书中都居于重要位置。直觉告诉我，东欧拓宽了托尼道德和精神的视野，但我不知道这一直觉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了解了一些托尼在东欧的熟人的信息，而且，因为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和马尔奇·肖尔（Marci Shore）的建议，并经过托尼本人的同意，我们把一些会面用于讨论托尼的生平而非其作品。最后，托尼透露他一直想撰写一部关于20世纪智识生活的历史。我利用了他的章节梗概来作为第三类问题的基础。
本书的对话特征要求其作者必须熟悉成千上万本其他著作。因为我和托尼是当面交谈的，我们没有时间查阅参考文献。托尼事先并不清楚我要问的问题，我也无从预料他会做出何种回答。这些文字所反映的是两颗心灵有意通过言谈来介入的自发性、不可预期性和偶尔的趣味性。但每一处，尤其是历史部分，它都依赖于我们的大脑图书馆，尤其依赖于托尼那不可思议地广博而井井有条的头脑。本书为对话进行了辩护，但或许也是对阅读的更为有力的辩护。我从未和托尼一起做过研究，但他大脑图书馆里的卡片目录与我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我们此前的阅读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空间，在这里面，托尼与我一道探险，当别无他路可行时，我们会注意到路标和远景。
不过，言谈和出版纯属两码事。这些对话究竟是如何成书的？每一次会面我都做了录音，并保存为一个电子文档。青年历史学者耶迪达·坎费尔（Yedida Kanfer）之后承担了文字转录的工作。这本身是一项艰巨的脑力活，因为要从不尽完美的录音中搞清楚我们所说的内容，耶迪达必须了解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没有她的奉献和学识，本书的完成将困难许多。按照一个经托尼首肯的方案，从2009年夏至2010年春，我将文字稿分成了九个章节。2009年的10月和11月，我从维也纳飞到纽约，在那里度过了2009—2010学年，如此我们便能就进展进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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