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现场_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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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　录
第一章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第二章　“公车上书”
第三章　政变改革
第四章　教育改革
第五章　新旧共和
第六章　革命的夭折
第七章　多党制
第八章　“二次革命”
第九章　公民的挑战
第十章　袁世凯的倒台
第十一章　早醒的知识分子
第十二章　胡适的出场
第十三章　蔡元培入主北大
第十四章　伪造履历
第十五章　八方风雨会中央
第十六章　试验民主自由
第十七章　新旧文化“双簧戏”
第十八章　学术难自由
第十九章　论战
第二十章　谁去救孩子
第二十一章　五四运动的预演
第二十二章　两军对垒
第二十三章　文学之争
第二十四章　巴黎传来的噩耗
第二十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十六章　五四那天
第二十七章　以爱国的名义
第二十八章　北京的苏醒
第二十九章　学潮的扩大和升级
第三十章　六月的怒吼
第三十一章　诸神的分手
第三十二章　“人味”社会
第三十三章　散伙时刻
第三十四章　另敲锣鼓另开张
第三十五章　革命来了
第三十六章　《新青年》的归宿
第三十七章　成功与失败
第三十八章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第三十九章　五四定论
第四十章　各寻各门
后记　旧事
第一章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5月，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呢？这是个不解之谜。
中国的知识界，与5月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宿命关系。许许多多与知识界相关的事情，都在这个月份酝酿、发酵、爆发，然后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从各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已经考试完毕，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京城炸开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举人们炸得血脉贲张。从4月14日开始，各地举人的公呈，像雪片似地飞到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一位台湾省籍举人，在衙门外捶胸顿足，号啕痛哭，长跪不起，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围观之人，莫不潸然泪下，感同身受。
在这批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两个广东人最为活跃，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号长素。早年在家乡时，阅读各种新书，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开阔了眼界。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于是大购西方书籍（译本），大讲西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鼓吹从最高层的王权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国。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任公。他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满腹训诂词章之学。自从听了康有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讲学后，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始觉自己肚里的全是“数百年无用旧学”，于是改辕易辙，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执经问字，北面备弟子礼。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梁启超以举人的资格，倒过来拜秀才为师，倾力提倡新学。康长素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了阻止朝廷签约，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人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了。其后湖南举人们得知，也积极参与，挺身而出的公车愈来愈多，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据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公车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并齐赴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被都察院拒收。这就是在所有中国近代史书上都少不了的“公车上书”一页。
对这一事件，梁启超的描述是：“甲午败后，（康有为）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指变法之议），亦不达。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康有为的描写比较详细：“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约、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康有为自定年谱》。《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是自12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它象征着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然而，这一几近定案的事件，后来频遭质疑，有人认为所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出于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的心理编造出来的。
证据是，当年5月24日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承认，5月2日那天，举人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康为有《公车上书》。该书的序言署名“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即使不是康有为本人，至少也是他的亲朋好友。并无示威请愿之事。军机大臣翁同龢当日的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也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显示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为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三联书店，2006年版。这种质疑，在史学界渐渐占据了上风。
“公车上书”事件究竟有没有发生？
事实上，公车上书真的发生了。当《马关条约》的噩耗传开后，最先向朝廷力争反对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不奇怪，因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场中人，但很快在京的举人们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那些天到都察院上书的公车，络绎不绝。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袵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前来上书的公车，一波接着一波。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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