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_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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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　录
自序
引论　希望与失望的转折：五四运动前一年
1．公理战胜的乐观
2．新纪元和新潮流
3．对文治的憧憬
4．对共和体制的失望
5．余论：局势和情绪的逆转
上编：“五四”后的士人与政治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
1．倒放电影的争论起因
2．因相近而区分
3．胡适的思路及他人最初的因应
4．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
5．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6．余论：走向“行动的时代”
“五四”到北伐期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1．“好政府主义”
2．胡适与中共的观念歧异（对内）
3．胡适与中共的观念歧异（对外）
4．中共的“联合战线”与胡适
5．胡适与中共“舌战”莫斯科
下编：北伐前的军政格局
北伐前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
1．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2．边缘挑战中央的地理态势
3．反赤旗帜下北方军政的整合尝试
4．“教而后战”：北伐前夕的南方军事整合
5．“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
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1．引言：从狭义到广义的土客矛盾
2．1925年广东军事的新陈代谢
3．中山舰事件前的广州政治权势竞争
4．中山舰事件后的广州政局
5．结语
外编：条约体系的演进
帝国主义在中国：条约体系的文化认知
1．帝国主义间接控制：条约体系的文化解读
2．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李锦纶使美与中美双方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1928
1．引言
2．李锦纶使美
3．国民党内争与中美关系
4．余论：人物及相关因素
内容简介
本书讨论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的关联，到“五四”后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取向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以及这些因素在竞争中的互动，并从区域、文武、新旧等文化因素与政治斗争的纠结考察北伐前数年军政格局的演变。全书所再现的“历史现象”与既存认知有相当距离，或更贴近这一时段中国思想、政治领域那种异常丰富、曲折而活跃的动态场景。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
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罗志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罗志田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978-7-301-11011-9
Ⅰ．激…　Ⅱ．罗…　Ⅲ．中国—近代史—文集　Ⅳ．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0388号
书　　　名：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著作责任者：罗志田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011-9/K·045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编辑部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2.25印张　300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自　序
闻一多在1923年曾说出一段很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20世纪是个悲哀与奋兴底世纪。20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20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底中国。”
［1］

对身处中国的读书人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紧张的时代，许多人正是在各式各样的希望和失望伴随下蹒跚前行，与时俱往；还有人带着类似的经验走过了那一世纪，又走进了新的世纪。
在20世纪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十余年，又是一个激变的时代，那时的世局几乎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一年一个样。其间的五四学生运动确有些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时在中国的杜威描述进行中的五四运动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而出生总是艰难的。”
［2］
这大概是那时比较“亲中国”的在华外人的共识，据当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回忆，法国公使在五四运动之后即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令人惊异的重要现象，即中国为积极行动而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舆论。”芮恩施自己也认为：“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成一个整体。”
［3］

他们的言论中隐含着中国此前尚非一个“民族／国家”的意思，这且不论；但这些观察者都看出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却大致不差。
在差不多同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远不如这些外国人那么乐观，在他看来，中国当时不仅有严重的城乡疏离，且“大城市的一般社会”也以“互不接触”为特征；“职业一有不同，生活上便生差异，思想上必不齐一。在一个大城里，异样的社会，很少社交的关系。至于联合起来，而营社会的共同生活，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着这组织活动去，更是谈不到的”。但傅斯年也从五四运动看到了希望，断言“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
［4］
基本上，“五四”后出现一个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而如梁启超所说“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进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
［5］

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此前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并在新的意义上“再发现”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
［6］
这其间一个显著倾向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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