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访谈录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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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翼》（1）
《新左翼》（2）
《新左翼》（3）
《新左翼》（4）
《新左翼》（5）
《新左翼》（6）
《新左翼》（7）
《新左翼》（8）
《新左翼》（9）
《新左翼》（10）
《新左翼》（11）
《新左翼》（12）
《新左翼》（13）
《新左翼》（14）
《新左翼》（15）
《新左翼》（16）
《新左翼》（17）
《新左翼》（18）
《新左翼》（19）
《新左翼》（20）
《新左翼》（21）
《新左翼》（22）
《新左翼》（23）
《新左翼》（24）
《新左翼》（25）
《新左翼》（26）
《新左翼》（27）
《新左翼》（28）
《新左翼》（29）
《21世纪》访谈(1)
《21世纪》访谈(2)
《21世纪》访谈(3)
《21世纪》访谈(4)
《21世纪》访谈(5)
《21世纪》访谈(6)
《21世纪》访谈(7)
《21世纪》访谈(8)
《21世纪》访谈(9)
《21世纪》访谈(10)
《21世纪》访谈(11)
《21世纪》访谈(12)
《21世纪》访谈(13)
《21世纪》访谈(14)
《21世纪》访谈(15)
《21世纪》访谈(16)
《21世纪》访谈(17)
《新左翼》（1）
《新左翼评论》（以下简称“《新左翼》”）：《读书》杂志在中国思想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您是如何认识在《读书》做主编的工作？
汪晖（以下简称“汪”）：《读书》最初的一期是1979年4月出版的。开卷第一篇的题目就是“读书无禁区”，可以说这是《读书》自始以来的一贯精神。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基本编辑方针，而且将来也决不会改变。陈翰伯先生是倡议创办《读书》杂志的关键人物，陈原先生是第一任主编，他曾经担任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为重要的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也曾担任国家出版局的局长，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一年后，范用接任。范用是一位进步文化人士，从40年代起就从事出版业，并一直与知识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我以为，在80年代，他是这本杂志最重要的人物，是他使《读书》成为80年代新思想和新论争的关键性场所。他在80年代后期从三联书店总编辑和《读书》 杂志主编的位置上退休，沈昌文接任。在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和副主编的人中，史枚、冯亦代、沈昌文、董秀玉等在那个时期也先后担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或编辑部主任等职。从创刊至今，我们有四任主编，即陈原、范用、沈昌文以及黄平和我。在我们这一任，董秀玉担任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也成为《读书》的总编辑。著名的漫画家丁聪先生从创刊至今，每期都给《读书》画漫画。
在1979-1984年间，新问题一般都是由老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思想开放的知识型高级干部提出的，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问题。大约在1985年前后，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步入了舞台中心。其中就有“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致力于翻译出版一系列西方现代思想的经典著作。这些书大部分由三联书店出版，沈昌文、董秀玉以及编辑王焱也参与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而《读书》发表了很多关于这些书的书评，在大学生、研究生和活跃的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人们热情接纳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理论和经济思想。尼采、海德格尔、卡西尔、马尔库塞、萨特、弗洛伊德，更不必说现代化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全都迫不及待地在那时的各类文章中露面。当然也不是没有抵触，因为这些介绍性文字经常受到文体晦涩、新名词过多的批评。但总的说，那是一个知识解放的时代，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困扰。现在看来，当时的年轻一代其实是对翻译介绍新理论、对新知识本身更感兴趣，未必在选择时就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老一代则与政治－－党内政治和国家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种情况下，《读书》并不是一本政治上激进的杂志，相对来说，它在80年代后期与政治潮流有一定距离。但恰恰是这种距离为进一步讨论创造了思想空间，而这对1989年以后的思想变化而言并非无关重要。
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年底，很多杂志都经历了重要的编辑人事变动，发生了转向。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权威性刊物《文学评论》随着人事的变化而彻底改换了面目，像我这样的作者再也没有给这个杂志写过文章。《读书》却保持了稳定，沈昌文是当时的主编，他任主编直到1996年。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读书》及其编辑者此前没有直接卷入政治性活动，《读书》也不是一本政论性的刊物。在1989年后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一般氛围中，《读书》以其开放赢得了声望。不用说，压力总是有的，在这本杂志的历史中是常态。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商业化和消费文化大潮席卷了全中国。为适应新的形势，沈昌文对《读书》的编辑方针也做了调整，注重可读性，也发表一些比较轻松的文章。在五六年时间里，发行量有了长足的增长；杂志比以前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但也引来了学术界一些朋友的批评，因为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那时《读书》仍然在介绍新思想新理论，像东方主义还有后殖民主义等等，而且仍然被视为精英文化的代表。1994-1995年由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开始的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由《读书》推动的，这个讨论后来造成广泛的影响，也可以视为90年代思想辩论的重要开端之一。不过，《读书》在90年代初期的变化确实显示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新的紧张。
1996年沈昌文退休，三联总编董秀玉先生请我做主编。我的方针是渐进地对《读书》 的风格作一些调整，一是注意反映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新动向，二是发现新人，三是提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鸣。这年年底我按原定计划去香港做一段时间的研究，因此请来了社会学家黄平与我一起担任执行主编，这个格局延续至今。自那以后，我们在《读书》的编辑方针一直是－－在保持可读性风格基础上，力求将方向转向真正的思想讨论，努力将杂志的内容从文学和人文学科为主扩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以及过去很少涉过的考古学和地理历史等领域。我们希望在保持这个杂志的一贯风格的基础上，将它改造成为一个能够激发更为广泛的关心和讨论的公共论坛。我们组织了一系列问题的论争和讨论，包括乡村社会以及后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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