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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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导读 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
序 人类学、文学以及游记
第一章 原因何在
第二章 准备
第三章 上山
第四章 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
第五章 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
第六章 你的天空清朗吗?
第七章 啊,喀麦隆:祖先的摇篮
第八章 跌到谷底
第九章 非洲总有新把戏
第十章 仪式与错误33
第十一章 雨季与旱季
第十二章 第一批与最后一批收成
第十三章 英国异乡人
译后记
描述
导读 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
黄道琳
十多年前，在美国旧书店偶然买到《天真的人类学家》的英文本。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作者巴利是何许人，但从该书的内容简介看来，我陆续在收集的“异类”人类学著作又要增加一本。没过多久，我也拥有了《天真的人类学家》的续篇Aplague of caterpi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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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于1977年至1979年间两度前往喀麦隆多瓦悠族聚落，从事仪式和信仰方面的民族志调查，这两本书记录了他将近两年的田野经验。人类学家原本就很少将他们在田野的日常生活点滴形诸文字，巴利的著作则更在这个小小的文类里头独唱异调。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学家带头助长或至少在旁默许，人们对田野经验的理解充满了浪漫、神秘、冒险等等色彩；而今,在巴利的笔下，民族志调查纵非只是徒劳一场(他确实没有消极到这个地步），也泰半耗费在闲散、挫折、困顿的泥淖里。
可想而知，这样的告白不会得到人类学界的欢迎。果不其然，巴利遭受了不少专业上的严厉指控，包括说他在书中明言某某报导人（informant)嗜酒或性无能是违反职业伦理的做法。就这一点而论，巴利确有可议之处，但如果真的要落实伦理的要求，那我看所有人类学家多少都有过失。让我提出一个较有意思的解读：巴利所以会那么冒犯人类学家，是因为他对这些人造成伤害，然后进一步加上侮辱。伤害在于他用幽默带刺的笔调揭露了人类学家的窘态和尴尬，侮辱则在于他这样做却得到广大读者的喝彩。
不只喝彩——根据一项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做的调查，巴利竟然是英国大学生最熟知的人类学家，其知名度甚至高出列维—斯特劳斯。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学著作的读者群和普及度越大，其作者就越会受到同行的轻蔑（米德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巴利能够获得大众的青睐，那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在书中可不像其他人那样宣扬人类学的崇高使命和深奥意涵，而仿佛只是把他的经历拿来当作娱人的话题。对那些以人类学为专业的学者，这怎生了得？
在此替巴利说句公道话。巴利从田野回来之后，也出版了一本中规中矩的民族志专著（Symbolic Structur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Dowayos)。如今读来，这本令的内容倒相当契合人类学的理论取向和分析架构，但它对多瓦悠文化的阐明，也不过是提出一些机械式的结构和语意上的对比。若要认识有血有肉的多瓦悠人以及巴利个人的切身感受，读《天真的人类学家》会更有收获。
但愿人类学家多写几本这样的书。曾经有一位前辈鼓励我：只要做过三天田野，就可以写出一本书。这固然是夸张的话，却也道出了民族志研究的盲点。毕竟，回溯历史来看，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曾经是获取知识的革命性方式，只要善加运用绝对是效率很高的利器。但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往往对其研究方法过度自信，以为一旦做了一段时期的参与观察便得以洞识文化的奥秘，尤有甚者，有些人类学家还仗着田野调查这把尚方宝剑，对其他学科嗤之以鼻。
平心而论，如果人类学家对其田野经验抱持既轻松又笃实的态度，再加上某种程度的写作工夫，那么确实可以、也应该为广大读者撰写不少兼具启示及趣味的书。起码，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不妨扮演旅游作家的角色。《天真的人类学家》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种书难得一见？我相信，那是因为大部分人类学家使命感太强，致使他们不敢坦然面对或公开承认调查过程中所遭遇的顿挫、困难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少了这些成分，他们的田野报告仿佛是按照食谱规规矩矩、妥妥当当做出来的菜肴。再者，人类学界理论挂帅的风气颇为强烈，你辛辛苦苦做了一两年田野之后，岂能放弃任何分析这个、诠释那个的机会？因此，我们在人类学家著作中碰到不少粗鲁的分析和过度的诠释。
也许，在巴利面前我不应该讲这些有点粗鲁、过度的批评言辞；因为，巴利其实并不太在乎其他人类学家的作为，他着墨较多的反而是对自己的调侃，而且笔下充满幽默和反讽。再说，这一趟田野虽然让巴利受尽种种挫折和打击，他却能够在过程之中逐渐调整心态，原先的忿忿不悦终于化解为逆来顺受。巴利跟喀麦隆政府官员及私人机构打交道时老是得到无理或无能的处置，这些描述可能也会令读者读得咬牙切齿。其实，这类遭遇是司空见惯的事，只是人类学家很少事前设想或被告知这种情况，因此未能预先计划应付的门道。
到最后，无论巴利在多瓦悠文化的研究上是否收集到令人满意的资料，他至少对喀麦隆社会这一重要层面有了丰富的体验，并用不愠而超脱的态度跟我们分享这些。
田野工作者最大的挫折，来自他跟当地人的关系，而这正是人类学家最不愿意触及的问题；说得明白一点，乐意跟调查者密切合作的原住民实在可遇不可求，大部分人在行为上往往只是敷衍了事，在言辞上经常难免含糊矛盾。别的人类学家或是畏于泄底、或是认为研究成果比过程重要，总是把这些情事扫进地毯下,《天真的人类学家》着重的却正在于此。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非但同意巴利赋予人类学家的“天真”形象，恐怕也可以把提供资料的当地人视为“狡猾”的化身。
多瓦悠人似乎乐于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也不时颠三倒四，害得巴利不是无所事事，就是莫衷一是。
巴利把这些和盘托出，似乎对多瓦悠人颇有谴责之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很有度量地迁就——这退一步讲是田野工作者不得不做的妥协,进一步讲则是对研究对象应有的尊重。由于巴利不怕揶揄自己，他的叙述更能让我们了解田野情境的一项要素：享有优势的人类学家对处于劣境的原住民不能有职业性的苛求，因为后者被卷入这个情境基本上不是出于自愿，而他们如果令人类学家感到失望，那也是无奈的局面。进而言之，巴利也暗示了田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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