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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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1998 by Yale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青年创新基金SSAP YOUTH INNOVATION FUND
大英帝国人口统计图
印度昌迪加尔公寓大楼，由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规划修建，极端现代主义建筑代表。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作家，著名城市规划师，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反对者。
列宁著作《怎么办？》书影（最左）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波兰裔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反战活动家。在政党问题上，与列宁的观点针锋相对。
再一次永远地献给路易斯
欧文：怎么了？
约兰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关心我在其中的角色，那可以说是一种驱逐。
欧文：我们正在编制六英寸的国家地图，那上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约兰德：不是在……
欧文：我们将取消那些带来迷惑和混淆的地名……
约兰德：谁迷惑了？人民迷惑了吗？
欧文：我们将那些地名标准化，使它们尽可能准确和清楚。
约兰德：有些东西却被侵蚀了。
——布赖恩·福瑞尔（Brian Friel），《翻译2.1》
中文版序言
能够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作一个简短的序言是我的荣幸，同时它的出版也使我忐忑不安。
作为一个从事政治学和人类学研究近40年的学者，我感到长期和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知识传统使我受益匪浅。我从中吸收了大量知识，尽管只是通过翻译的著作。这不仅包括20世纪和21世纪的学术著作，而且包括中国的古典文学。我发现后者是极富启发意义的。比如，我最近发现，《水浒传》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它表明在国家的压迫下，人迹罕至的山地如何成为人们避难和复兴的场所。这一经验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我所研究的东南亚大陆山地与河谷之间的关系。
尽管我是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特别是从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问题研究的专家，但我最初曾计划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在我开始研究生学习的1962年，访问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从事研究了。那时，我非常想在村庄从事田野工作，而不想成为“扶手椅上”的图书馆学者。为此，我转而学习马来语，后来在马来西亚从事了两年的田野工作，《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New Haven，1985）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感谢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他不仅是我的同事和教学伙伴，也是我知识上的良师，他使我能够一直与中国农村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行，这也包括他自己［与毕克伟（Paul G.Pickowicz）和赛尔登（Mark Selden）］关于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著作（《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我也有幸培训了许多学生，他们现在出色地从事中国农村研究，并且与昆明可持续发展与地方知识研究所合作进行地方和俗语的识别。
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是如何为使其人民的生活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的。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我从科学林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城市规划（巴西利亚）、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乌贾玛）、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农业中都得出了这一结论。在每一个案例中我都指出了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知之甚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识及其在压迫下的适应和逃避在许多时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灾难。我将这些工作留给我的那些有才华的中国读者。
这些项目的基石来自我所称的“清晰和简单化的设计”，这些设计是所有社会规划、图解和管理所不可或缺的。作为一种控制人口流动的知识形式的户籍制度就是一例。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早熟的，早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正式的宗族姓氏制度。在它们之中，以及它们本身，清晰和简单化活动所显现的只是抽象的“能力”。它们可以被负责和有益地使用（比如对于追踪和控制非典型肺炎所必需的全国流行病统计数字），也可以为了无意义的目的而被不负责任地使用。尽管我所讨论的几个例子都是以前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但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狂妄及其带来的灾难（比如巴西利亚、科学林业、工业化农业）并非社会主义背景下独有的危险。它也同样可以是巨大并且强有力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产物，当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群体力量操纵自然和它们的人力以实现其控制范围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这部著作应被看作对我所说的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对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的赞颂。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相互密切关系”的赞颂，这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后来在一般观念中，无政府主义代表了“无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压制地方和流行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无序。
我将这部著作的出版看作一个开展与中国同事对话的机会，我期望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东西远比我所教授的更多。
詹姆斯·C.斯科特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人类学教授
农业研究项目主任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目录
导言
第一部分 清晰化和简单化的国家项目第一章 自然与空间国家和科学林业：一个寓言
社会事实：原始的和加工过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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