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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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谨以此书献给美茵、文歆和文虎
——他们代表了中国人和美国人最优秀的品德
序
这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共有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它不但是徐国琦解读美中关系史的关键所在，而且指出了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
徐国琦自己就是“共有的历史”精神的代表。他自1962年在安徽出生，就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他负笈美国求学，如今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为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为整个世界的历史研究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出生的村庄地处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那里直到1993年才正常通电。尽管他的父母都不识字，但国琦却是非同凡响的学生。1980年他被安徽师范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成为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是杨生茂先生。杨生茂先生曾在194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师从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1987年徐国琦获得硕士学位。在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到哈佛攻读博士之前，他曾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
1991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学习，我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和许多外国学生一样，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有过同样的经历，那就是在最初开始学习的时候，英文口语和写作都不过关，特别是，他对于数十年间欧美历史学家在学术及文献研究方面的发展，对他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不甚了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几乎完全封闭了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所以，徐国琦不仅要克服语言方面的困难，还要迅速跟上历史学界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步伐。可以说他在这两方面的努力都非常成功。
我们如今仍然能在他身上看到推动他成功的两个重要品质：毅力和执著。他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是哈佛大学非常受欢迎的助教。1999年博士论文完成之后，他即任教于密歇根克拉马祖学院（Kalamazoo College），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09年，之后转赴香港大学任职。
在美期间，他将研究兴趣扩展到国际史，其中又以中美关系为侧重点。我相信，这对于他自己和学术界来说，都是十分令人欣慰的选择。美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都是他的看家领域，而且他一直是从全球视野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历史。这些特点体现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出版的以下学术专著当中：《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2005）、《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2008），以及《西线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2011）。总的来说，这三本书都是建立在对欧洲、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档案文献研究基础之上的学术专著，都是如何以“国际化视野”研究历史的典范。他的第一本书考察在国际化乃至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是如何于1917年加入到对抗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第二部著作侧重于体育运动，追溯中国人对于国际体育赛事，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坚定不移地追求和积极参与；第三本专著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欧华工同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欧洲战场共处，从而建立起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徐国琦的所有这些著作，包括以中文写作的专著及文章在内，都表明他在历史学家们将历史研究国际化的转变中，站在了最前列。不仅在研究单个国家的国别史领域，而且在研究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交流互动的国际史领域，都是如此。根据传统，这一主题曾被“大国兴衰”的概念所涵盖，也即对不同国家根据其各自的大事记展开分析，通常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力量均衡”这一类的词语来解读。这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西方为中心，特别是偏重西欧和美国，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和地区则主要是作为大国力量延伸和控制的对象而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史学研究的国际史方法则是最大限度地将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研究范围。徐国琦的著作向人们展示应该如何运用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指出为什么以欧洲为中心书写近代国际关系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合时宜的。
同时，在国际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们已经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个人及其所属的社团方面，而不是简单地侧重于政府和军队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事务强调跨民族或跨社会的交流互动。在这一层面，重点在于不同的民族和非政府机构（如宗教团体、商业社团及各种文化机构）是怎样进行跨国界接触的。人际交往、团体之间的联系是弄清这些现象的关键，而在更为正式的国家间交往中，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力量均衡则是政府的首要考量。换句话说，在一个层面的国际关系中人们假定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及潜在的冲突，而在另一个层面，国际关系实质上意味着无限的跨越全球的交往。
徐国琦的这本新作为上述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本书将焦点集中在中美两国民间的、个人的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而不是像许多同类著作那样只述及两国政府之间的官方往来。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向人们展示，不管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如何演变，都存在自成一体的各阶层交往，即非政府的交往，这一类互动自始至终都很活跃。这一点在教育领域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的学生和老师被带到美国，美国则相应地将教育者和传教士送过太平洋。在这样的过程中所成就的是共有的经历，之所以是共有的，是因为所有这些个人同接受他们的各个机构和学校之间建立了他们自己特定的关系。中国人和美国人可能都很在意各自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他们对于未来也都产生出相互依存的发展愿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特定关系有时会比实际存在的更“虚幻”和不可捉摸。
这一共有的历史并非中美所独具或是排他性的，它同样适用于中国人和美国人之外的世界。徐国琦正确地摒弃了文化决定论，这种文化决定论认定每个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从来不会因为跨文化交往的存在而发生任何改变，始终如一。
这样的文化决定论在某些时候钳制了国际关系研究。然而，这里展现的共有的历史取代了文化决定论，并且会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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