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译注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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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离骚
九歌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附录 《史记·屈原列传》译注
前言
如果把三千年的中国诗史,比作一条长江大河,那么,三百零五篇的《诗经》就是它的上游、源头。它们或如原始森林里幽咽的溪流,或如巉岩削壁间哗笑的瀑泉,那么鲜灵活跳,晶莹可爱,而且千汇百转,兼收并蓄,为下一段的浩浩洪流积蓄着必要的水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如春鸟啼晨,唤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春天。就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这个灿烂的时代,诗歌之河,如黄河闯开龙门,长江冲出三峡,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汇集了当地的大量水脉,顿时出现了烟波万里的新气象,开创了与中华民族相称的新气派。中国诗歌长河的这一段因出现在楚国的原野上,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名为“楚辞”。
文学史上一些特别灿烂的时代,往往由一两个杰出的作家开辟出来,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整个文学时代的风貌。他们的名字也就成为那个文学时代的代称。
“楚辞”这个名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屈原开创的、战国后期在楚国流行的一种新诗体;二是指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它既是诗体的名称,又是诗集的名称。不管就哪种意义说,屈原都是它的主要代表。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屈原是属于楚国的,他是楚国的左徒,是楚国的三闾大夫,是楚国的政治犯,最后在楚国死节,“受命不迁”(《橘颂》),一步也不愿离开楚国的土与水。但是作为一个文化巨人,他却是属于全中国的。屈原是在华夏文化的哺育下生长起来的。楚文化是整个华夏文化的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决不是华夏文化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统。
以《诗经》为例,它像在中原各国一样地在楚国流行。《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论王太子的教育内容,明确说要“教之《诗》”、“诵《诗》”。楚国君臣在政治生活中经常引用《诗经》,例如:
《左传》文公十年:“子舟(楚文王之后)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诗·大雅·烝民》句),‘毋纵诡随,以谨罔极。’(《诗·大雅·民劳》句)……”
《左传》宣公十二年:“孙叔(楚令尹)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诗·小雅·六月》句)先人也。’”
又:“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诗·周颂·时迈》句)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诗·周颂·武》末句)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今《诗·周颂·赉》句)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周颂·桓》句)……”
《左传》昭公三年:“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诗·小雅》)。”
《左传》昭公七年记楚灵王“为章华之宫”,无宇辞曰:“……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句)”
《国语·楚语上》:伍举对楚灵王曰:“故《周诗》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诗·大雅·灵台》)”
宋玉《九辩》也化用《诗·魏风·伐檀》:“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诗经》在楚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与作用,和中原各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了。由此也可以想见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反映在屈原作品之中。在屈赋里,只有《天问》最后提到楚国的几位历史人物,连篇累牍的都是“天下”的历史名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皋陶、伊尹、傅说、比干、吕望、伯夷、叔齐、宁戚、百里奚等。即使举独夫昏君,也放眼“天下”,如启、羿、浇、桀、纣等,都不是楚人。屈原采用的神话素材,除《九歌》的湘君、湘夫人等外,基本上也是属于全中国(当时的“天下”)的。屈原笔下的神话世界中心,不在九疑,而在昆仑。在《天问》这座庞大的神话宝殿里,竟没有一尊楚国的地方神祇,也没有一个仅仅属于楚国特有的神话故事。《离骚》开头称美世系时,并提神界始祖高阳与凡界先人伯庸(详见本书附录《离骚首八句考释》),写法与《诗经》的《生民》、《玄鸟》、《长发》等篇相同。最后“忽临睨夫旧乡”时写道:“仆夫悲余马怀兮。”用的是《诗·周南·卷耳》“我马瘏矣,我仆痡矣”的习语。
如果仅仅从形式上着眼,楚辞与《诗经》确实差别很大,似乎是毫无继承关系的两个源头。但是,五四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在形式上的差距不是更大得多吗?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哪个没有受过古典诗词的哺育?正如没有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化,就不会有像郭沫若这样杰出的新诗人一样;没有包括《诗经》在内的华夏古典文化,也不会有屈原。楚辞与《诗经》在艺术上差别大,除了受楚文化的地方色彩这一客观因素影响之外,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它的创始人屈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巨匠,有高度的创造精神与鲜明的艺术个性。《离骚》等作品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点,不仅《诗经》不曾有过,楚国文化史上也不曾有过,而属于屈原的创造。
屈原在艺术上的创造性突破,主要不是表现在每句字数的增加、句中句末用“兮”等,而是在艺术构思上能摆脱创作素材的束缚,有空前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诗的表现能力。屈赋的内容几乎是无所不有的,诗人的笔像魔术师的棍棒似的,能点铁成金,使它们全都发出艺术的光芒。诸如个人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的兴亡大事,这些都是最难入诗的内容,而经过诗人的象征手法的点化,使枯燥的生活原型得到升华,塑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染力量;因而,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感染力的高度统一,也就成了屈赋的主要特色,这恐怕是屈原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贡献。
对于屈原这样一位划时代的文化巨人,人们当然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但因史料欠缺,对他的生平,论证得越详细,猜测之词就可能越多。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是了解屈原生平的最重要依据。本文不对屈原生平作详细的论证介绍,而只把《屈原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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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楚辞译注》 - 插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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