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全集冯梦龙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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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自敘
馮子曰：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屍。智用於人，猶水行於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紂愚而湯、武智；六國愚而秦智；楚愚而漢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聖祖智。舉大則細可見，斯《智囊》所為述也。或難之曰：智莫大於舜，而困於頑囂；亦莫大于孔，而厄于陳蔡；西鄰之子，六藝嫻習，懷璞不售，鶉衣彀食，東鄰之子，紇字未識，坐享素封，僕從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馮子笑曰：子不見夫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繩以入，畚以出，其平地獲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見，則變也。有種世衡者，屑石出泉，潤及萬家。是故愚人見石，智者見泉，變能窮智，智複不窮於變。使智非舜、孔，方且灰於廩、泥于井、俘于陳若蔡，何暇琴於床而弦於野？子且未知聖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窺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則誠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錯所以膏焚於漢市也，子何取焉？馮子曰：不不！錯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談兵，人主動色，迨七國事起，乃欲使天子將而已居守，一為不智，讒興身滅。雖然，錯愚于衛身，而智于籌國，故身死數千年，人猶痛之，列於名臣。（左車右免）鬥宵之流，衛身偏智，籌國偏愚，以此較彼，誰妍誰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錯，有樗裡子焉；後乎錯，有魯匡、支謙、杜預、桓范、王儉焉；其在皇明，楊文襄公並擅此號。數君子者，跡不一軌，亦多有成功豎勳、身榮道泰。子舍其利而懲其害，是猶睹一人之溺，而廢舟揖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將令人學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紙上乎？馮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猶水，然藏於地中者，性；鑿而出之者，學。井澗之用，與江河參。吾憂夫人性之錮于土石，而以紙上言為之畚鍤，庶于應世有廖爾。或又曰：僕聞“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雞鳴狗盜，亦備奇聞，囊且穢矣，何以訓世？馮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雖好猾盜賊，誰非吾藥籠中硝、戟？吾一以為蛛網而推之可漁，一以為蠶繭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眾水同歸，豈其擇流而受！或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篇首。馮子名夢龍，字猶龍，東吳之畸人也。
智囊自敘智囊補自敘
憶丙寅歲，余坐蔣氏三徑齋小樓近兩月，輯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請教於海內之明哲，往往濫蒙嘉許，而嗜癡者遂冀余有續刻。余菰蘆中老儒爾，目未睹西山之秘笈，耳未聞海外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續之？顧數年以來，聞見所觸，苟鄰于智，未嘗不存諸胸臆，以此補前輯所未備，庶幾其可。雖然，岳忠武有言：“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鳴吠之長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則馬服之書無以救敗。故以羊悟馬，前刻已慶其繁；執方療疾，再補尚虞其寡。第餘更有說焉。唐太宗喜右軍筆意，命書家分臨蘭亭本，各因其質，勿泥形模，而民間片紙隻字，乃至搜括無遺。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後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猶未已。故致用雖貴乎神明，往跡何妨乎多識？茲補或亦海內明哲之所不棄，不止塞嗜痂者之請而已也。書成，值餘將赴閩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餘，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餘《指月》、《衡庫》諸書，蓋嗜痂之尤者，因述是語為敘而之。
吳門馮夢龍題於松陵之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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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馮夢龍（1574一1646），字猶龍，又字公魚、子猶，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筆名還更多。他出生于明後期萬曆二年。這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復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我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燦的篇章。在這一批文人中，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搜集、整理、編輯，為我國文學做出了獨異的貢獻。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在這一年的前後，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淩蒙初（1644），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彝、祁彪佳、劉宗周（1645），阮大鉞、王思任（1646），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等等，在戰亂中死去。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在異族入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弟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熊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馮夢龍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倖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我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志》、《增補三遂平妖傳》、《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采風、修志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歷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磷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複，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直到崇禎三年（1630），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升任福建壽甯知縣。四年以後回到家鄉。在天下動盪的局勢中，親歷了女真的蹂躪而鬱鬱去世。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志，但他不願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廝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汙、疏放不羈，而難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也正因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國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一點，我們至今研究、認識得還很不夠，如果沒有他的辛勤勞作和超出同時代人眼光百倍的見識，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盡的宋元話本以及在民間流傳的歌謠、笑話、戲曲，都將自生自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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