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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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访书记
高地亚洲三年探险记
伯希和的传奇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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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100余年了。明年又恰恰是法国伯希和敦煌劫经的100周年（1908-2008年），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其实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00年。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敦煌探险，则颇为引人注月。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特别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以对《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大历史背景作以介绍，以飨我国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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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1878年5月28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法国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攻读汉语专业，毕业后师从世界著名东方学大师沙畹、科迪埃学习中国学与亚洲文化。1900年任法兰西远东学院研究员，在汉学、南海研究方面颇有造诣。1905年被任命为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组队进入中国新疆地区从事考古探险活动，1908年从敦煌莫高窟劫去藏经洞出土的6000余件珍贵敦煌写本及其他大批文物。回国后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后半生主要致力于中亚学、中外关系史和蒙古史研究，被西方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学家、敦煌学权威。
1945年病逝于巴黎。
敦煌藏经洞访书记
[法]伯希和著
在我们首次参观千佛洞后，又在敦煌滞留了二三天。我利用这段时间让人印刷了1831年版的两套《敦煌县志》。由于我曾在莫斯科鲁曼佐夫(Roumaintsov)博物馆看到过一套，所以才知道了该县志的存在，后来在乌鲁木齐义发现了另一套。其雕版收藏于衙门中。但那个温和的本地知县甚至不知道存在着有关其辖区的一部志书。
此外，我开始着手寻找由徐松1823年于其《西域水道记》中征引并作了解读的一通碑文。沙畹（E?Chavannes）先生也曾附带随笔提到过它，但未刊布之。经过略加寻觅之后，我终于找到了该碑。但它不再是如同在徐松时代那样被砌在一堵墙壁上，它今天已被安置在一个碑座上。这样一来，我便于其背面发现了另一方碑文，它如同前面的碑文一样也属唐代，这是某位杨氏的墓碑。此外，我对于由徐松发表的墓碑解读文，尚可以补充许多要点并对其他问题作出纠谬。
我立即出发前往千佛洞，并着手进行详细研究。我的初步印象立即得到了证实。该遗址属于第一流的，在疏勒(喀什，Kachgarie)根本不存在任何这类遗址。这里可能并没有碑文中所说的"千佛之古洞"，而是近500个洞窟。如果说其中有一大批都已经完全破烂不堪和没有价值了,那么同样还有为数不少的一批石窟，则以其壁画、彩塑、画像以及供养人的名字而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完全是6～10世纪布置装饰的原样。仅仅由于这一点，到千佛洞便不虚此行，至少是对于最早对它们进行系统考察的人来说是这样的您曾祝愿我们的探险考察团能找到一处完全属于它自己的遗址，我不相信其他旅行家们，甚至是斯坦因(Stein)先前捷足先登地经过此处，会对我们于此的工作造成很大不利。我觉得，为了解释这些古籍的历史，惟有一名汉学家才可能做到并挑选出和利用最佳榜题和伴同它们的游人题记，它们全部或几乎全部是用汉文书写。我已经向您讲过西夏文(si-hia)和八思巴文(phag's-pa)的游人题记，这可能非常奇怪，但其数量不大。属于第1类(西夏文)的可能有20余方，属于第2类(八思巴文)勉强只有10方左右，它们全部都已无法利用了。此外还有藏文、回鹘文、以常用字书写的蒙古文和少许的婆罗谜文(brahmis)题记。但这些附记均指某名当地乡民声称他曾在洞窟中焚香之事，它们只具有一种不太重要的价值。整个背景都是中原汉地式的。
石窟的型式本身并非完全是疏勒(喀什)类型的。我在新疆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石窟，佛像所依靠的柱子上那朴实无华的柱头，使这些石窟具有了一种埃及地下墓葬建筑的气派。在喀什和吐鲁番常见的那种带有拱顶右绕(pradaksina)过道的小厅，于此则几乎从未出现过。至于带有所谓是梁檐头的洞顶藻井，它们也只是极其稀少地出现过，仅仅出现在最古老的石窟中。此外，这些内容也仅仅以绘画表现出来，而不是真正地装饰成重迭的层次,其装饰却属于同一种中国一印度风格。我出于对其起源的谨慎考虑，而更主张认为是"印度一中国风格"，但这种设想容易造成混淆，而且本处石窟的工匠们也都是中国中原人。敦煌千佛洞与喀什"明屋"(ming-?i，千佛洞)都具有非常朴素的特征。吐鲁番对该地区实施过统治，近期蒙古朝山进香人于又带来了一些小彩塑，在千佛洞，它们(只有一处例外，属于元代)从所有观点来看都不会令人喜欢的，这都是密教色情行为的绝无仅有的典型标本。
我最初的关注点之一曾经是研究千佛洞的碑刻。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沙畹先生共发表了其中的4方碑文，更确切地说是3通碑上的4方碑文。这些碑文应分别断代为公元776、894、1348和1351年。此外，还有一通碑是698年的，《西域水道记》中已对它作了解读，沙畹先生也曾经提到过它，却未曾刊布它。698年的这通碑，自1823年以来，可能是在东干回民起义之时，曾被推倒在地下并被摔碎了。其整个上半部现已佚失，我确曾令人于其照址周围进行发掘，以图重新找到残缺部分，却一无所获。因此，在这方非常重要的石刻文献问题上，对于其大部内容，我被迫依靠徐松的解读。出于万幸，他的解读精彩绝伦。对于其他的碑刻，我就不能讲同样的话了。这位中国学者似乎曾直接在石碑上研究过698年的碑文，其镌刻文字很奇特。但对于其他石碑，他却是根据拓片而工作的。中国在无瑕的石碑上制作的拓片质量都很好，但一旦有破损，原碑中许多尚堪卒渎的字都消失了、，在776、894和1348年的碑文中，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无论是《西域图志》的作者们，还是徐松，他们均未能解读出894年碑中勒石纪念的人物之姓名。经过对石碑的直接研究，便可以毫不困难地辨认出此人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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