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三部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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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父亲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后,我特别地在场部走了又走,又一次看了知青回城之后,留下来的农工们第二次创业建立起来的啤酒花颗粒加工厂和麦芽厂。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刚推开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门,有个人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喊了声梁会计。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点熟悉,但一时间却没认出他来。我说,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农场机耕队的机务员——开拖拉机的。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来了。
我很感动,拉着他上了楼进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后,我说,我当再也见不到你了,人们说你调到黄闸湾的变电所去了,离这儿十几里路呢。他说,我是听我们所长说你来了,赶来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动,我说,哎呀太……太……我连着说了几个太字,也没说出太什么来。这次来饮马农场,土地还是那么亲切,当年栽的白杨树苗都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但熟人没几个了:知青都回城了,老职工都退休了,走到哪儿都是生面孔,就是当年五大坪过来的一百名孤儿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还都散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十几个生产队里,很多人都没见上面。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我亲热地问候他:还打篮球吗?他笑了:还打什么篮球呢,都退休了。我也笑了,我的问话太可笑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农场每年都要从连队挑十几个大个子爱运动的人组成篮球队,集中训练几天之后去师部和其他农场的篮球队比赛,我和他就是在篮球队认识的。
我们聊起了篮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儿女,我问他:这些年常回家吗?他回答:一次也没回过。
我很惊讶:怎么一次也没回过?
你知道的,我家没人了。
我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说,亲戚总是有几个嘛。
不来往。我不愿和他们来往。前几年有个叔叔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问我坐哪趟车怎么走,我没回信,撕掉了。
怎么呢?
我挨饿的时候,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静了一会儿说,至真,你一次也没认真跟我讲过你的家庭。
我跟谁也没讲过。那些伤心的事,我不愿讲,也没人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是你不愿讲的。都老了,还想在心里埋一辈子,跟老朋友都不讲吗?
是老了……他叹息着说。这几年我的思想也有点变化,曾经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我也给他们讲过,可他们不爱听。今天你要是想听,我就给你讲一下。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积山)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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