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世英口述自傳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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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25）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
访问：沈雲龍 林泉 林忠勝
纪录：林忠勝

 
弁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在籌備時期，卽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敎、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爲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硏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樘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眞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爲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爲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値判断、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有語意不淸，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尙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 謹識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
前言
齐世英先生字铁生，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一八九九年十月四日）。祖籍山西太原府，八代祖始迁居辽宁铁岭县。父鹏大（佐周），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服务军旅；母张氏佐夫教子，掌理家务。先生敏慧聪颖，七岁启蒙，先进私塾，后入新制小学，受新潮影响，去除发辫，成为该校学生剪辫之第一人。中学时代，先后就读奉天中学堂、两级师范附屬中学，旋又私赴天津，进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
民国五年九月，先生东渡日本，于翌年暑假考入一高预科，创奉天学生赴日不满一年即考上一高的记录。一年后分发金泽四高就读，除研修课业、苦读语文外，并于校运赢得四百公尺冠军，一改中国学生不上运动场的观念，让日本学生刮目相看。其后先生涉猎渐广，深受西田几多郎、河上肇等哲学作品的影响，毕业后遂保送京都帝大哲学系。不久，先生转赴德国，先后入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研读哲学与经济，遍览社会主义的著作，深受历史哲学派的启迪。不幸，影响先生至深的二（堂）哥世长竟于此时病逝德国，先生怀着悲痛的心情携其骨灰经西伯利亚归来；而先生的游学生涯，也因此告一段落。
民国十四年春，先生回抵沈阳，受知于父执郭松龄将军，成忘年交，遂受命筹办同泽中学。年底，郭松龄不满张作霖屡次进关作战，发动兵谏，自滦州回师东北，先生应邀出任总司令部外交处主任。及郭氏兵败出走、遇难，先生暂避日本新民屯领事馆，蜗居半载，潜赴沈阳，结识吉田茂总领事，开始两人近半世纪的不平凡交谊。
先生脱险后，东走扶桑，旋赴天津，南下上海，再转武昌，广交天下之士，于南昌谒见蒋总司令，受委以参议之职，并于民国十五年底，在上海经由钮永建的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北伐军正积极推进，先生虽非军人亦感军事学识之重要，遂再入日本步校就读。而这段期间，先生为改善中日关系，多次奔走高田、东京道上，往来沈阳、南京、日本之间，备极辛劳。
民国十八年春，先生自步校学成归国，应陈立夫之邀，出任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主持东北党务。先生一面密派同志于各省展开组织工作，一面鼓励东北青年，前来南京就读中央军校、政校及警校，产生对中央的向心力，加强国家民族意识，颇著绩效。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起，先生衔命东渡，为了解日本政府与军方的态度，走访犬养毅、头山满、床次等人，并与币原外相晤谈。币原希望中日两国自行处理，尽快解决，如向国联控诉，则旷日费时，难保军方不再滋事。我驻日大使蒋作宾亦深以为然，先生于是先电告张群代达，回国再面陈层峰，终不获采行。待日军侵略范围扩大，东北各地义勇军纷起，却欠联系。先生深感团结之重要，遂间关走东北，在哈尔滨会同志，到海伦见马占山。南返后于沪上筹组东北协会，积极支援义勇军，推展地下抗日工作。复与行政院协商，于平津成立“行政院难民救济委员会”及“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从事救济工作。并创办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接办东北大学、东北中学，招收流亡学生，使受正规教育。抗战期间，先生复将学校辗转内移，播迁四川，虽备尝艰辛，而弦歌赖以不辍，作育英才无数，功莫大焉。
先生与张学良思想迥异，作风有别。东北沦陷后，张虽曾电邀先生赴汉口晤谈，这是先生于役郭松龄回师东北以来，唯一一次与张会面，但话难投机。以后加上选举恩怨、党务发展等种种问题，遂成为张发动西安事变的藉口之一，先生引以为憾。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起，先生任职抗战最高统帅部，共赴国难。二十七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先生获聘为参政员，连任四届。此期间，先生时而汉口、时而重庆、时而西北、时而上海敌后，为党国奔走，为抗日冒险犯难。并创办时与潮社，发行《时与潮》半月刊、《时与潮》文艺月刊、《时与潮》副刊等杂志，译介世界新知、剖析政经情势，提供精神食粮，赢得自由地区广大读者的赞誉。
民国三十四年春，抗战形势逐渐好转。先生参加中央党部临时成立的东北党务高级干部会议，筹划东北接收事宜。胜利后，先生奉派代表中央赴东北慰问同志，目睹俄军的残暴及接收的怪现状，知大祸之将临，深以为忧。
民国三十七年，先生膺选为立法委员。随政府来台，大陆沦陷，先生不仅结束负责二十年的东北党务工作，甚且后来被迫离开他曾准备为之身殉的此一政党，心中感触必深。惟先生雍容大度，处之泰然，其后更致力于增进“中日”外交关系，凭其与吉田首相之交情及日本政界之渊源，往返奔走，折冲樽俎，献替良多。
先生秉持理想，坚守原则，笃信“自由、民主、法治”之理念，曾与雷震、高玉树等在台湾筹组“中国民主党”而未成，复与郭雨新等尽瘁于撒播自由、民主的种子，惜访问时未能谈及，不无憾焉。
先生英逸挺拔，器宇轩昂，举止温文，谈笑儒雅，有古大臣之风。从一九六九年七月至一九七○年一月，半年多的时间里，接受近史所的访问。在沈云龙先生的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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